【原创】百年传承 厦大精神

雪巅苍狼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
　　谁欤操钥发其藏？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
　　谁欤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

　　这首建校之初由时任教务长郑贞文作词、时任清华大学教授赵元任谱曲创作的慷慨激昂的歌曲，便是厦门大学的校歌，歌词不足百字，却将校训与治学精神深深地凝练其中。至今，被莘莘学子们传唱了整整一百年。


　　一百年前的中国，风雨飘摇，国势危如累卵。而就在一百年前的今天，这所位于东南沿海的大学，被誉为“南下之北大”、“南方之强”的高等学府——厦门大学，在历尽各种艰辛之后，终于宣告成立。

校主陈嘉庚的爱国精神

　　陈嘉庚，原名陈甲庚，1874年10月21日出生于福建省同安县一个偏僻的山村，也就是今天的厦门市集美镇，自幼家境贫寒，为谋生路，17岁就漂洋过海，随父经商，由于他善于经营，实业不断发展，很快成为南洋有名的富商。

　　陈嘉庚身居异邦，却时刻惦记着家乡。面对着当时的饱受列强欺凌迫害的中国，军阀混战千疮百孔的社会，贫困愚昧目不识丁的百姓，有心拯救，却无力回天，令他痛彻心扉。他意识到，“国家之富强，在乎国民，国民之发展，全在乎教育”。

　　自1913年开始，陈嘉庚将内心的想法付诸于行动，先后创办了小学、中学、师范和水产等各类专科学校，还在闽南各地和新加坡创办了多所中小学，从小开始，培养人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之后，又在厦门创办了集美学校，其规模之宏伟、师生人数为全国之首。

　　而心怀壮志的陈嘉庚并不满足于此，他知道，以目前所做的一切，远远不够。只有兴办大学，才能培养社会所急需的高等人才，而只有这些人才，才能拯救这个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他萌发了一个念头：必须在家乡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踏着五四运动的浪潮，1919年5月，陈嘉庚回到故乡倡办厦门大学，亲自考察并勘察地点，选定了郑成功演武场遗址附近作为校址。

　　厦门大学创办初期，教育界的大人物、北大校长蔡元培曾一度反对。蔡元培认为“厦大不宜速办”，原因是存在经费不能持续、教师欠缺等问题。




　　1919年7月13日，在筹办厦门大学的演讲中，陈嘉庚慷慨陈词：“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着，惟此方形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他说，“且财自我辛苦得来，亦当由我慷慨捐出”，并当场认捐100万元洋银作为大学筹办费用，另有经常费用300万元洋银，分12年付完，总捐资为400万元洋银。而在当年，陈嘉庚全部资产也就这个数字。

　　1920年10月，陈嘉庚前往上海，邀请知名人士蔡元培、黄炎培等十人举行筹备员会议，共商兴学计划。接着，陈嘉庚向省政府提出土地申请，遭到福建军阀李厚军的多次索贿，陈嘉庚不畏不惧，利用媒体揭露李的贪污腐败本质，使李无条件地批复了厦门大学建校用地。


　　1921年初，厦大先设师范，内分文理科、商学两部，聘定教职员，招收学生百余名。    


　　1921年4月6日，厦门大学在集美学村的集美中学举行开校仪式。此时，离大学第一栋楼房——群贤楼的奠基还有一个月时间，但陈嘉庚等不及了，他在开校大会上斩钉截铁地说：“当此风雨飘摇之际，国势岌岌可危之时，办厦门大学，又岂能久待。”

　　厦大开校仪式当天，共有三千多人参加。为使厦大的创办在海内外产生影响，陈嘉庚将开校式组织得十分隆重，他以个人名义柬请了厦门官绅商学各界前来与会，并备小轮接送。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学家杜威及其夫人也参加了仪式并演讲。杜威对陈嘉庚先生创办厦大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他在开校仪式上说：“到会诸君，须景仰陈君......中国人人能效陈君之公，则救国何难之有。”

　　由于开学时校舍尚未兴建，厦大暂借集美校舍办学。开学后，陈嘉庚就抓紧兴建校舍的工作，无论寒暑，都到演武场指导施工。




　　1921年5月9日，厦大群贤楼群奠基开工。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作为厦大的奠基日，缘于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承认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全国人民的反日运动，此后人们将5月9日确定为国耻纪念日。

　　陈嘉庚将厦大奠基日选在此日期的动因，是为了告诫厦大学子不忘国耻，为振兴祖国发奋图强。

　　1922年2月，第一批校舍（同安、集美、群贤楼）建成，有人建议用陈嘉庚的名字命名其中的主楼，陈嘉庚却极力反对，说命名不应含有私意；再有人建议用陈嘉庚的弟弟、“二校主”陈敬贤的名字命名，陈嘉庚也不同意。后来主楼定名为“群贤楼”，取“群贤毕至”之意。



　　厦大成立后，后续还需要大量的办学资金的支持，而这一切经费几乎全部由陈嘉庚独立承担。从1926年起，陈嘉庚所经营的企业江河日下。尽管困难重重，陈嘉庚还是竭尽全力支持厦大，兴建了大批校舍，添置了许多图书和仪器设备，医药、工学、新闻、法学等学科陆续增设，并高薪聘请了不少著名的教授。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到1930年时，已扩展到文、理、法、商、教育五个学院，17个系，当时人称“北有南开，南有厦大”。

　　陈嘉庚的赤诚之心以及厦大规模不断的扩大，感动了当时中国大批有识之士，他们相信，这所学校，将来必定会成为影响中国的大学之一。

　　1928年3月21日，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发布了131号训令：“私立厦门大学应即准予立案，除令行福建教育厅遵照外，合行令仰该校长即便遵照。”值此，厦门大学获得了国民政府批准的合法办大学的资格。



　　1929年，在世界经济危机及帝国主义倾销的双重打击下，陈嘉庚企业亏损不下百余万元。1932年，外国某垄断集团提出以停止维持两校为条件，可以把他的企业作为附庸公司加以“照顾”，他断然拒绝，说“企业可以收盘，学校绝不能停办！”这时的陈嘉庚只好采取向华侨募捐、变卖校业及自己公司股本以及借债等方法筹集经费支持厦大，这便是“出卖大厦、维持厦大”的典故。

　　1937年春，由于办学条件愈加困难，实在无法再独立维持厦大办学，陈嘉庚致信当时的国民政府教育部和福建省政府，提出自愿无条件将厦大无偿捐献给政府，改为国立大学。




　　解放后，陈嘉庚仍然十分关心厦大的建设和发展。他信任国家的政策和学校的决断，从不干涉行政，一心只考虑建设校舍的问题。从1951年到1954年，由他经手筹措经费、设计、监督建成的校舍，就达二十四幢之多，相当于解放前全校建筑面积的一倍。其中包括著名的建南大会堂，图书馆成智楼，生物馆成义楼，物理馆南安楼，化学馆南光楼等教学楼；国光、芙蓉、丰庭三栋宿舍，以及大型海水游泳池，十万平方米的大操场上弦场及室内运动场等。



　　为了建设这些校舍，八十高龄的陈嘉庚不辞劳苦，手拄拐杖，亲自到厦大工地督工，对图纸设计、备料用料、施工计划、工程进度与质量、经费开支、工人生活情况等，事无巨细，都一一细加查询。数年间，他从集美乘坐班轮到厦大巡视，每周一次，每次三小时以上，即使遇到敌机突袭或刮风下雨，也从不间断。



　　陈嘉庚终其一生在投资办学方面，不惜一切代价，直至临终时，他仍嘱咐子女把所有的300多万元遗产全部献给国家。曾有人以1981年人民币与黄金的比率计算，陈嘉庚一生用来办学的捐款达一亿美金以上，然而他却一生俭朴，自奉菲薄，居旧室，自定伙食标准不超过5角。他的座右铭是：应该用的钱，一分也不吝惜，不该用的钱，一分也不花。



　　1961年8月12日，陈嘉庚病逝于北京，享年87岁，国家给予他国葬的哀荣。“陈嘉庚先生治丧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委员，丧仪极为隆重。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亲自执绋，廖承志在追悼会上致词。8月15日首都各界举行公祭，公祭结束后，灵柩运回厦门集美，安葬于"鳌园"之中。



　　群贤楼前，陈嘉庚的塑像就静默在棕榈树旁，无时不刻不在注视着这所他倾注了毕生心血的学校。

　　群贤楼下的奠基石里，装藏的不是传统的金银珠宝，而是百年前陈嘉庚在筹办厦大时的那篇演讲稿：

　　“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唯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人心耳。”

　　“民心不死，国脉尚存，以四万万之民族，决无甘居人下之理。今日不达，尚有来日，及身不达，尚有子孙，如精卫之填海，愚公之移山，终有贯彻目的之日。”

　　至今犹如响彻于耳，震聋发聩。

　　对于厦大人来说，陈嘉庚的故事已如此熟悉，然却无数次都感动。

　　只因陈嘉庚精神已融入厦大血脉，绵延不绝。

雪巅苍狼

教授鲁迅的斗争精神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兴起学潮，鲁迅和一些学生一样，被列入黑名单，鲁迅在亲友和学生们的敦劝下离家避难。

　　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因为经费困难，开始拖欠教员工资，在厦门大学高薪的诱惑下，北大的一批在编教授纷纷南下厦门。7月28日，鲁迅也收到厦门大学寄来的薪水和车旅费共500大洋，抵挡不住月薪400大洋的诱惑，抱着“换一个地方生活”的想法，他接受了厦门大学林语堂的邀请。

　　就这样，鲁迅与顾颉刚、沈兼士、孙伏园等20多名著名学者来到厦门，这就等于“半个北大”来到了厦大。

　　来厦门前，鲁迅曾经考虑过多次，绝不能把教书当成终生的职业，他把教书看成是短期的“休整”，并为以后的生活积聚一点必需的钱。他与许广平上海分手时相约：准备在厦门住两年，彼此再见面。

　　鲁迅在厦门大学开设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课,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鲁迅每次上课，钟声刚响，教室里早就坐满了人，后到的学生只能凭窗倚墙站着听讲。不仅文科的学生来听课，法科、理科、商科的学生也来听课，厦门大学不少年轻的教员也到场听课，还有很多校外的记者、编辑也闻风而至，场面十分壮观。

　　鲁迅在厦大讲的中国小说史课，在校内外也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据当时的学生俞荻回忆：“鲁迅讲学，并不像一般‘名教授’那样，只干巴巴地一句一句地读讲义，枯燥无味地下定义。他的讲话也和他的作品那样地丰富多彩。他讲到某时代的代表作家及其作品的时候，善于引证适当的、丰富的资料来详尽地加以分析，雄辩地加以批判，说明什么应当吸取，什么应当摒弃。听他讲学，好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

　　学生们不满足于只听鲁迅讲课，他们把鲁迅看成引路的导师，许多厦门本地的学生，有时星期天都不回家，留在学校里陪鲁迅，鲁迅倘若上街，他们便随同去当厦门闽南话的翻译。鲁迅的宿舍里，经常有学生来请教各种各样的问题，传出鲁迅与青年们亲切交谈的话语和爽朗的笑声。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学生先后成立了“泱泱社”和 “鼓浪社”两个文艺团体，筹办《波艇》月刊和《鼓浪》周刊。



　　鲁迅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天生就是一位斗士，敢爱敢恨。对于学生，他视如己出，愿作一头孺子牛；而对于他所厌恶的人和事，他也会在第一时间指正出来，即使以针尖对麦芒的方式，也在所不惜。

　　当时厦门大学校长是医学家林文庆。1925年是陈嘉庚的事业进入鼎盛的时期，由于资金充裕，林文庆主持下的厦门大学取得了很快的发展。但林文庆是个尊孔派，他开口不离孔子，并把《大学》中的“止于至善”当做校训，以“人人为仁人君子”作为培养学生的宗旨。他热衷于倡导国学，建立了国学院。

1926年10月10日，厦门大学国学院正式成立，林文庆兼任国学院院长，沈兼士任研究院主任，林语堂出任总秘书，工作由沈兼士具体负责。林文庆校长有两个特点：一是以孔教为办学的“纲”，提倡复古、尊孔，让学生背古书，弄古文；二是以“金钱万能”为办学方针。

　　最让鲁迅反感的是每逢星期四上午的纪念周会，教授们个个衣冠楚楚地对林文庆点头作揖，“唯校长的喜怒是伺”。按惯例先是校长的开场白，接着就是教授们的《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之类的演说，因为学生们早已经听厌了这种老调子，所以会场里冷冷清清。为了借重鲁迅的声望来装饰门面，林文庆特地邀请鲁迅在周会上演说。

　　1926年10月14日，鲁迅在周会上作了《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的演讲，提出青年学生要救国，并不在读中国书，而是要勇于做改革社会的“好事之徒”。鲁迅的演讲让主持演讲的林文庆瞠目结舌，不知所措，从此鲁迅与林文庆的矛盾进入公开化。

　　一次，一位大银行家来到厦门。林文庆为了攀附银行家，设宴招待，并邀请鲁迅等知名教授作陪。鲁迅接到赴宴通知单后，随手在上面签了个“知”字，但根本未去赴宴。

　　第二天，林文庆问鲁迅：“你签了字，怎么又没去呢？”鲁迅说：“我是没打算去的。我签个‘知’字，是不去可知矣。”林文庆又说：“北京大学的同仁都去了，还照相、题诗了呢？”鲁迅不以为然地答道：“我固然也是北大同仁之一，也并非不知银行可以发财，但我对‘毛钱换铜子，铜子换大洋’的学说，实在没兴趣。”又说：“我看了许多人，捧名人是为了挤入名人行列，正如拍马是为了上马，这是祖传的章法。而我对于名声、地位，什么都不需要了。”林文庆听后无言以对，只好悻悻而去。

　　当然，这只是鲁迅与林文庆之间矛盾的其中两点而已，随着两人矛盾的激化，愈演愈烈，再加上以鲁迅的性格，也被很多同仁甚至一同南下的北大同事们视为“刺头”，导致鲁迅在厦大期间，左右碰壁，甚是难受。

　　厦大是靠理科起家的，经费、校舍资源等各项政策都向理科倾斜，国学院兴起后，分去近一半的研究经费，其造成的财政压力让厦大教务长兼理科部主任刘树杞等人难以忍受。于是，刘树杞就利用自己掌管财政之便，借题向鲁迅发难，几次逼鲁迅搬家，最后一次，居然让鲁迅搬到了厦大的地下室居住。鲁迅的屋子里原来有两个灯泡，刘树杞说要节约电费，非得让人摘下一个不行，这件事情把鲁迅气得够呛。

　　鲁迅忍无可忍，终于决定离开厦大，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还说，“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

　　厦大的学生听说鲁迅被赶走了，发起了学潮，强烈要求驱逐刘树杞。校长林文庆只得设宴挽留鲁迅，并给予刘树杞处分，以平息事端。

　　在厦大生涯中最困难的关头，厦大的学子们，都站在鲁迅一边，给了鲁迅莫大的欣慰与鼓励。但此时，鲁迅也已意识到，他与校长势力的矛盾，已到了无法调和的地步。



　　1927年1月15日午后，鲁迅在许多教师、学生的陪伴下登上了一艘小船，离开了厦门大学。

　　百年之后，物是人非。当年的是非恩怨，也早已没入历史的尘埃。如今的我们，无法从单一的角度去主观评价谁对谁错。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工作职责，不同的理念，也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歧。

　　站在教授的角度上，鲁迅只希望教授就是纯粹的教授，不应与其它官场势利的东西混杂在一起；而作为一校之长，林文庆担任的是行政职务，除了管理，还要尽其所能向社会各界募捐，以维持学校的各项费用的运营，毕竟学校的开支就如无底洞一般。事实上，被誉为“海峡华人三杰”之一的林文庆，其成就是世人共睹的，而且他对于厦大的发展，也作出了极其巨大的贡献，甚至在他临终前，立下遗嘱，将全部身家的五分之三和鼓浪屿的别墅，以及他担任鼓浪屿医院院长时所有的收入全部捐献给了厦大。

　　所以，纯粹以“金钱观”来衡量孰是孰非，都是不客观的，因为不管鲁迅也好，林文庆也罢，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大学的发展，都是为了学生的培养，都是为了国家的振兴。

　　鲁迅在厦大时间虽然只待了短短的几个月，却留存丰厚：完成了好几部书的编辑、校订工作，讲授和编写了《中国文学史》和《汉文学史纲》，创作故事新编《铸剑》、《奔月》，写下了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藤野先生》等，共约17万字，还作了五次演讲。

　　而其实，对于当年的厦大学子们来说，鲁迅留给他们的，远远不止这些创作，更重要的是一把“剑”，一把斗士之剑，一种斗士的精神。这种精神激发了学生们自由的意志，以及对落后的学术和对“权威”的抗争精神，从而使这所大学的基因里，更具活力和生机。

　　如今的厦大校园，大师的身影无所不在：鲁迅当年在厦大居住的集美楼，被辟为鲁迅纪念馆，还有鲁迅的花岗岩塑像、鲁迅广场；厦大校门上校徽上的“厦门大学”是鲁迅的墨迹，信封上证书上的“厦门大学”是鲁迅的手书，连《厦门大学报》的副刊“波艇”和中文系的文学刊物《鼓浪》都沿袭了鲁迅在我校时帮同学创办的文学刊物的刊名……

　　这些，便是厦大学子们，对这种精神的追求与追随。

雪巅苍狼

学生陈景润的科研精神

　　陈景润生前曾说：“我在厦大度过了一生中难忘和幸福的时光。”

　　1981年，陈景润参加完厦大校庆回北京后，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向妻子由昆炫耀说：“你不会见到比它更美的大学了，只有厦大才这么美。”

　　了解丈夫的求学之路的由昆，一直对人说：“是厦大成就了陈景润。”

　　1949年，年仅16岁的陈景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厦门大学数学系，是建国后厦大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中的一员。在大学时代，陈景润就展露了惊人的数学天分，同学们为此给他取了个“爱因斯坦”的美名，这是对他孜孜以求的学习态度给予的肯定。

　　当时教授陈景润“高等数学”和“高等微积分”的是系主任方德植，曾用十个字概括了陈景润在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家境贫困而又醉心学业”。据方德植教授生前的回忆，陈景润每天经常要完成100道微积分题，一天只吃两顿饭，为的是要省下钱来买书，他的衣服也舍不得用力洗，只在水里浸一下就拿出来晒。

　　1953年，陈景润从厦大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第四中学，成为一名数学老师。可是对于天生不善言辞的陈景润来说，对着讲台下那么多的陌生人，开口说话实在太难了。他一紧张，喉咙就发紧，干涩，说不出话来，和学生沟通交流存在极大困难，台下的学生们见状以为这是一位不学无术的老师，纷纷轰他走下讲台。一年后，他只得被迫停职回到福州老家“养病”。

　　回福州后，刚开始学校还会发工资，但是几个月后就停发了。没有钱，陈景润只好摆书摊，他把书摆在地上，就自己看书。

　　当时摆摊需要类似营业执照的证明，陈景润没有，他就摆出厦门大学毕业证书。那时的大学生可都是宝贝，于是就引起了轰动，被厦大团委一位老师知道了，报告给学校。

　　后来时任厦大校长的王亚南前往福州开会，遇到了陈景润。陈景润说：“我现在失业了，怎么办？”

　　身为厦大的校长，对于学生的现在的窘状，王亚南一直记挂在心里。回校后他找到数学系主任方德植教授，告诉他：“你的学生陈景润失业了，待在福州找不到工作”，问他有什么合适的岗位容纳陈景润。

　　作为陈景润的老师，方德植深知以陈景润的情况，最适合从事研究工作，于是他建议让陈景润回数学系当助理兼资料室资料员。

　　陈景润就这样调入了厦大，在这里，他不用与陌生人打交道，只要一心一意地做研究。

　　回到厦大后的陈景润征求老师李文清教授的意见：我要读什么书？

　　李文清推荐他读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就这样，陈景润将华罗庚的这本书读了近30遍，反复演算，并写出了第一篇论文《他利问题》。他用蓝色钢笔工整地写着：“研究三角和方法，改进华罗庚先生结果”，至于目的，他写的是“论文”，时间是1956年。

　　陈景润把论文交给李文清，李文清看了之后，为了稳妥起见，又请数学系的张鸣镛教授仔细读过，张说应该没问题。李文清于是把论文托人转给时任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的华罗庚。





　　彼时，正值全国数学会举行，看到论文后，华罗庚立刻打电报给厦大，要陈景润去会上宣读他的论文。


　　在数学论文宣读大会，陈景润站在讲台上，十分拘谨，他在黑板上写下题目，说不上几句话，又对着黑板一直写。李文清在台下替他着急，只好自告奋勇地上台，替他讲了一半，华罗庚也上台做了补充，所以有人说，陈景润的第一次科学报告，是三个人发表的。

　　大会结束后，在华罗庚的建议下，中科院致函厦大，要调陈景润到数学所工作，王亚南和方德植欣然应允。



　　1957年9月，陈景润到了北京中科院数学所。

　　接下来，便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事迹：借助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一支笔和一腔对科学的迷恋之情，耗去了几麻袋的草稿纸，陈景润证明出了一道古典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想”（1＋1）——至今最好的成果，即“1＋2”。

　　陈景润的遗孀由昆说，先生对厦大的感情最深，因为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是厦大帮了他一把。她说，这种帮助在先生一生中是“刻骨铭心”的。

　　1966年，陈景润在《科学通报》上发表了“1＋2”证明结果，即任何一个足够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两个数之和，而这两个数中的一个就是奇质数，另一个则是两个奇质数的和，这是“哥德巴赫猜想（1＋1）”至今最好的成果，其后，他用了8年的时间来完善它。

　　1973年《中国科学》发表了他的证明全文，引起国内外数学界的高度重视。陈景润的这项成果后来被国际数学界誉为“陈氏定理”，是“重要的数论方法——筛法理论的‘光辉顶点’”。

　　陈景润成名后，大家都在议论，是谁发现了陈景润？实事求是地说，在校外，是华罗庚；而在校内，当时厦大校长王亚南，数学系方德植、李文清和厦大数学系的一些教师都功不可没。

　　陈景润是一位很重情念情的人，即使已功成名就，他也经常怀念他的母校厦大，还有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校长和老师们。1977年8月6日，陈景润在写给李文清教授一封信里写道，“学生希望能够调回厦门大学数学系工作，继续在李先生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和教学。”

　　李文清教授说，“当时我们经常开数学讨论会，很有趣味，他可能觉得在这边呆也很不错。”



　　1981年，厦大60周年校庆，邀请陈景润和新婚不久的夫人由昆一起来厦，但是，当厦大的杨锡安老师去火车站接他时，却发现只有他一个人。他解释说，“我是作为校友受邀回母校的，而她又不是校友，来了影响不好。”

　　陈景润当时在厦大呆了三天，带了一大堆书要来看，但是他抽出一天起大早去看望当时住在鼓浪屿的王亚南的夫人，他告诉王师母“我非常非常地想念王校长，非常感激王校长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王师母曾经给陈景润寄过一张王校长的遗照，但是，陈景润并没收到，他说“我心里急得要死，好几次到那信海中去找，结果没找到。”他请求她再送他一张以作永久纪念。当他得到王亚南校长的遗照后， 倍加珍惜，将它放在重要的位置珍藏着。

　　1996年3月19日，陈景润因患帕金森综合症在北京去世，终年63岁。

　　20世纪80年代，陈景润影响了一代人。

　　在那个年代，历经磨难的科学百废待兴，陈景润代表着一种希望：科学、真理和善良必将战胜迷信、谬误和野蛮。

　　陈景润曾经激发过那代青年对科学最美好的情感，并把成为科学家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去奋斗，那时最优秀的高中毕业生高考的第一志愿就是报考数学系。似乎全国人民都在谈论陈景润，甚至电影里也在努力刻画陈景润式的青年，边走边看书，撞到电线杆还不忘跟它说对不起。

　　厦大的声誉，也在那时达到一个高峰，特别是在徐迟《哥德巴赫猜想》发表后，在很多人看来，厦大就是陈景润，厦大数学系也成为无数青年心目中的学术圣殿。

　　事实上，厦大是有资格接受这个注目礼的——无论何时，厦大在陈景润的“1＋2”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都是不可抹杀的。

　　现在，陈景润成为厦大科学精神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给这所大学以及活着的人留下的有用财富是：对一项事业，一个理想，只有这样不计名利，忘我投入，最终才能有所收获。

王飙

写的真好

雪巅苍狼

王飙 发表于 2021-4-18 11:50
写的真好

谢谢王老师

雪巅苍狼

忙完后抽个时间，有必要再写点番外篇。比如厦大校徽后面的故事，比如鲁迅与林文庆的矛盾背后少为人知的历史客观环境和思考。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

wangzhao

文化味浓浓，极限味浓浓

雪巅苍狼

wangzhao 发表于 2021-4-18 16:27
文化味浓浓，极限味浓浓

谢谢王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