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华人物志—马雅各

雪巅苍狼

天宝华极限人物志——用一生奉献给中国医疗事业的医学先驱  马雅各家族

　　

2021年3月5日，为了纪念在首位在台湾地区设立西式医院的马雅各医生逝世一百周年，台湾邮政发行《马雅各逝世一百周年纪念》邮票一套一枚。邮票选择沈祯绘制的马雅各医生的肖像为主，精彩创意行销有限公司负责设计，在邮票背景处描绘了太平境马雅各教会的外观。邮票采用胶雕套印进行印刷，中央印制厂印制。这是继2016年《名人肖像》之后，再次使用雕刻工艺印制人像邮票。

西医入港

　　时光定格在1865年6月16日——台湾省台南府城看西街上一家小小的医馆。它的出现，吸引了众多围观的群众，不同于人们所认知中的传统医馆，没有排列整齐的各种高大的药柜，也没有扑鼻而来的阵阵药香，只有简单的柜台，几张桌椅，一张小小的躺床，显得素雅，却又冷清。

　　医馆门口，一位穿着西装的洋人，操着一口生硬蹩脚的闽南语，正向围观的人群分发传单。


　　这位文质彬彬的洋人，就是 Dr. James Laidlaw Maxwell，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马雅各。这一年的他，年仅30岁。


　　马雅各，1836年3月18日出生于苏格兰，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科。在校期间他不仅完成了医学课程，还修读了理则学、伦理学、数学及物理学等课程，且均获得荣誉，并获文学士及医学博士学位。

　　毕业后的马雅各前往柏林及巴黎的医学院深造，其医学博士论文主题特别专注在血癌方面的研究。回国后任职于英国伯明翰总医院，成为该院卓越的医生。

　　1860年，英国长老教会在杜嘉德牧师（Douglas Carstairs）的建议下，将台湾列入医疗传道的宣教区，拟安排有医师背景的传教士前往传教。

　　1862年底，作为虔诚的基督教徒，马雅各毅然决定辞去伯明翰医院医生的职位，向英国长老教会海外宣教委员会提出申请，自愿成为派往台湾的海外医疗传教士，当时他27 岁，正值人生的黄金时代。

　　1863年8月，年轻的马雅各医生辞别了未婚妻及亲人，由杜嘉德牧师陪同，自英国搭乘“波罗乃西”号轮船出发，绕过好望角，远渡印度洋，经过将近140天在船上的艰苦与不适，于12月4日抵达中国上海英租界。在参观了教会与医院，与教会的前辈们做了短暂交流之后，便匆匆离开上海。

　　1864年1月2日，马雅各到达厦门宣教区。在厦门时，马雅各积极学习闽南语，同时深入了解当地医疗传道的工作，为到台湾传教做准备。

马雅各在打狗港的帆船上

　　1864年10月5日，为了考察将来的宣教区，马雅各和杜嘉德牧师，由仆人吴文水及两位厦门信徒陪同，搭乘德轮三桅帆船“舟山号”抵达打狗（高雄港）。他们先在附近巡视一周，在这里看到了1859年捲土重来的天主教在前金建堂的艰辛。而后步行到台南府城，在城里住了一周之后便返回打狗，途中也在埤头（凤山）住了一天，30日返抵厦门。

　　经过半年多的筹备，1865年5月28日（礼拜日），马雅各携三位助手----仆人吴文水（看守教会与医馆）、漳州传道士陈子路和药剂师黄嘉智，在杜嘉德牧师的陪伴下，自厦门搭轮船“Meta”号驶往高雄港，从旗后上岸，并直接前往台南府城。

　　到达台南后，马雅各在台南府城西门外看西街（现今台南市仁爱街 43 号）租了一座房屋，前面辟为礼拜堂，后面作为医馆，用于医疗与传道的工作。

　　1865年6月16日，医馆正式营业，确定了马雅各正式以基督长老教会传教士与医生双重身分开始了在台救病传教的一生。

　　马雅各是一位热心爱主的青年医生，一向秉持单纯善良的心治病救人。然而，由于东西方文化习俗的差异，以及当时台湾人对于西方医术的误解，甚至有“仇教者肆为蜚语以排挤之”，谣传马雅各“取人心，挖眼睛，吊人疤”用来制作鸦片药品等等，因此惊动全城。虽然基督教是带着“爱与和平的福音”来台，但人们普遍存在仇外心理，认为宗教是挟着侵略者的优势而强行介入，因此对“洋鬼子”们都非常排斥甚至恨之入骨。

　　1865年7月9日，礼拜日。马雅各的布道助手陈子路在礼拜堂传讲时，忽然有人领了一大群愤怒的群众，围住礼拜堂与医馆，并丢击石头，房子遭到攻击损坏，还发生了流血事件，继而惊动官府。然而官府对于寻衅闹事者并未惩罚，反而劝请马雅各迁居他方，以免引起更大的骚动。

　　无奈之下，马雅各的医馆在开业后23天即告关闭。

　　虽然只开业了短短的23天，但却意义非凡，因为，这是全台第一家西式医馆，它的存在，注定载入史册，因为它标记着台湾正式迎来西式的文明。

　　同时，医馆开业的1865年6月16日，被英国长老教会定为在台湾设教的起始日，并作为基督教全台纪念日。

打狗行医

　　结束医馆之后，马雅各只好转往有英国领事保护的打狗旗后街（今高雄旗津附近）继续行医，并在那里租了三间房屋，开设了高雄的第一家医馆”旗后医馆“（又称“三块厝布道所”）。

　　在这里顺便科普一个小知识：这里说的打狗，不是指真的去“打狗“，而是地名。其语源为该地台湾原住民平埔族及西拉雅族的分支马卡道族〈Makatao〉的称呼“takao”。

　　15世纪左右，此地的马卡道族，遍植刺竹作为防御工事，以抵御来犯的日本倭寇与中国海盗，并将地名取为“竹林”〈Ta-kao〉，“竹林””〈Ta-kao〉发音似闽南语的“打狗”〈Ta-kau〉，故被汉化译称“打狗”或“打鼓”。台湾日据时期因“打狗”〈Ta-kau〉，音近日文发音的“高雄”〈Taka-o〉，且台湾总督府官方觉得其名不雅，故改名“高雄”。

　　清治时期打狗港正式开港后，英国在打狗设立英国领事馆，由此打狗港逐渐成为英商的地盘。

　　正因如此，当地的百姓对于外来文化接受程度相对较高，再加上有领事馆的保护，马雅各行医传道之路开始顺利起来。

　　当时的台湾南部，眼疾与疟疾是最棘手的疾病，在马雅各看诊的项目上，亦以眼疾比例最高。为了传教的需要，对于此类疾病的诊疗，马雅各都会公开展示给家属及旁观者观看，以此来显示上帝的“神迹”。而病人及家属，从未见识过西医的治疗，都神情紧张，有的人更在心里默默祈求神明保佑，心里盘算着如果能因此重见光明，或许真该来改信这个“西洋神”。

　　随着治愈病例的增长，马雅各的西医治疗方式开始受到当地百姓的认可，医馆也逐渐扩大。扩充后的病房，可容纳10名左右的住院病人，并因此在当地培育了一批西医人才。

　　随着行医事业的发展，顺利地带动了传教事业的进展。1865年11月，在英国商人必麒麟（William A. Pickering）带领下，马雅各进入旗山附近的木栅、拔马和台南附近的玉井、左镇、岗仔林等平埔族地区传教，受到热烈的欢迎，并趁势在当地设立了教会。

重返台南

　　1866年，马雅各在旗后的医疗传道持续发展，不但信徒人数增加到40名，布道工作也有很大进展。杜嘉德牧师回厦门后，又差遣宣为霖牧师来台协助工作。虽然在旗后与埤头的医疗传道事业大有进步，但马雅各除了照顾旗后医馆的经营，还要主持礼拜，并兼顾新分设的埤头教会，实在分身乏术。直到1867年12月13日，李庥牧师夫妇自英国来台协助马雅各工作后，才让他的工作压力减轻了一些。

　　1868年3月中旬，马雅各经由厦门及汕头前往香港和他的未婚妻玛丽·安妮·古道尔小姐结婚，完成终身大事。5月2日夫妇俩自香港返回台湾。

　　但接踵而来的是发生更严重的埤头迫害事件（史称埤头教案）。此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是清廷官吏，他们鼓动民众拆毁教堂，殴打信徒，并扬言要将传教士赶出台湾。此事一发不可收拾，最终演变成政治事件，引起英国发动炮舰占领台湾府的安平港与炮台，迫使清廷接受和约之条款，其中包括基督教的传教自由。

　　这时，马雅各见到重返台湾府城的机会即将来临，开始积极处理善后事宜。他把高雄、埤头的传教事业交给李庥牧师，医疗方面则请帕特里克·曼森医生前来台湾照料。

台南旧楼医院

　　1868年12月26日，马雅各与吴文水重返台南府，典借了二老口街许厝的公馆（现今启聪学校博爱堂附近），部份充为住宅，余为诊所及病房，也就是后来俗称的“旧楼医院”（即今日台南“新楼医院”的前身）。而后，又在亭仔脚街租一栋房屋作为福音及培育信徒之用。

　　与三年前完全不同的是，随着马雅各在打狗的声名日隆，台湾人已渐渐能接受马雅各带来的现代化医疗。

　　此时的马雅各已深谙台语，与当地病患沟通全无障碍。他对医疗工作的热心付出，深受患者信任，从而更加名声远扬，上门求治者络绎不绝。

　　随着前往看病的患者日益增多，原来的“旧楼医馆”的容积已无法满足要求。1897年，马雅各开始筹办新型医院，并于1900年落成，即新楼医院。该医院为台湾首座西式医院，是为台湾设立医院之滥觞，至今一百多年，仍正常有序地运营。

　　新楼医院的建立，提升了当时台湾的医疗卫生，更有效地培养了大批本地医生，加强了医疗服务，不只减轻台湾百姓身体各种病痛，在预防医学上也拯救了无数的宝贵生命。

　　同时，马雅各身为英国人，却对英国出售鸦片给中国的可耻行径表示强烈的不满，并不止一次向英国政府表达了他的抗议。他亲眼目睹英国船只运送鸦片戕害台湾人民，无比痛心却又无可奈何。马雅各对鸦片的态度，对于后来新楼医院内设立“鸦片戒除室”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张福魁

资料详实，受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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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马雅各家族，一门三杰，他们的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了中国。

　　他们分别为中国西医学的传播和发展、中国妇产科学、麻风防治、医学团体建设、医学期刊编辑以及传教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医学人才和基督教徒。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饱受外国列强侵略的血泪史。基于历史的原因，人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对于那个时代的“洋人”，有着一种发自基因的恨意。哪怕对于当年那些主动放弃优渥待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死扶伤、传播福音的医生和传教士们，也往往戴着有色眼镜，以阴谋论的心态来对待和评价他们。

　　即便是到了我们已然与全世界接轨的先进的信息时代，在我们大多数人的认知中，他们依然默默无闻，甚至有些人依然被妖魔化，想起此情此景，不由让人心寒。

　　事实上，当年那些自愿将一生奉献给落后的中国的外国人，并非少数，也绝不仅仅是马雅各一家，他们真的不应该被如灰尘般湮没在这个国家的历史里。

　　故，借此台湾发行马雅各纪念邮票之际，自制三枚极限片，配以此文，以微薄之力，仅希望看到文章的人们，能永远铭记他们在中国近代医学、教育等历史上的丰功伟绩。

                                                        　　　　　　　　　　　　　　　　　　　　　　　　　 （完）

注：本文为原创作品，如需转载，请与本人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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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子：阻击麻风病的先驱——马雅各二世

马雅各二世

　　马雅各二世（James Laidlw Maxwell 1873-1951)，是马雅各的次子（以下称为小马雅格），1873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1900年毕业于伦敦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1901年2月24日，小马雅各来到中国台湾的台南府，继任成为其父马雅各一世建立的新楼医院院长。同年10月9日，与陪伴他前来的当护士的妻子桑德丝小姐（Millicent Bertha Saunders 1871-1961）在香港完婚，然后一起在台湾投入医疗传教的工作。

　　夫妇二人继承其父传教行医事业，倾注爱心、发挥才能，使新楼医院快速发展，远近驰名。

　　那时新楼医院成立了助产士及护士训练所，这成为中国台湾的第一所护士学校。1903年，中国文献记录成功的第一例剖宫产手术便是在这里完成的。

　　1922年的新楼医院，设有运送病人的升降机（电梯）、开刀房（手术室）、诊疗室、单人病房、团体病房、药局、X光设备和礼拜堂等，是设备相当齐全的医院，亦是新楼医院的辉煌时代。

　　除在医院里设有内外科及妇产科外，小马雅格秉承父志，成立了更生院（鸦片戒毒所)、癞病治疗所。更生院是台湾的第一家采用先进科学手段治疗的戒毒所，而癞病治疗所亦为中国台湾癞病治疗展开新篇章，成为小马雅各后来从事麻风防治的开端。


马雅各二世夫妇及其门徒（1901-1923年在台跟马雅各二世学医的有周玉山、高清源、杜应清、黃登科、林达儒、吴和甫、林乞、王清如、谢定笃、蔡超、张本等人）

　　小马雅各夫妇二人在新楼医院服务共有22年的时间，不但改善医馆的医疗设备，使其越来越现代化，更因为拥有护士资格的夫人桑德丝的协助，培育许多本地的见习生和护士，成为开创南部护理教育之先驱。

　　1923年，小马雅各应中国博医会之聘，出任执行干事离台赴大陆，转道上海，在雷氏德医学研究院工作。

　　小马雅各来大陆后，逐渐转向麻风防治和研究，在厦门、广州、上海、成都、汉口、济南、杭州等地教会、医院麻风科和麻风院服务，并以从事麻风防治和研究作为终生职业。

　　他同情麻风病人的疾苦，对麻风毫不恐惧，看病时与病人直接接触，甚至用手触摸病人的皮肤，消除与病人的隔阂。他为经治的病人每周至少检查1次，记录病情变化与检查结果，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1926年，中华麻风救济会在上海成立，小马雅各任医药顾问，并任中华麻风协会永久会员。主编英文版The Leper Quarterly（《麻风季刊》，1927—1943，共17卷），该期刊比国际第一份1926年出版的Lepra(《麻风》）杂志晚1年，是世界上第二份麻风专刊，该刊物先后刊登了小马雅各19篇论文。

　　1929年，小马雅各与伍连德（主持扑灭1910年东北鼠疫的中国现代医学先驱）估计，中国20世纪30年代麻风患者将达一百万人以上，从而主张在全国积极防治麻风。

　　1931年国际麻风协会在马尼拉成立，小马雅各出席了成立大会，任万国麻风会医事顾问、远东医学会干事、《国际麻风杂志》编辑。

　　1932年4月15日，在小马雅格的组织下，中国博医会与中华医学会合并，成为中国当时最大的医学团体。合并后，小马雅各任中华医学会秘书，参与执掌中华医学会事务。

　　1934年，小马雅各任The Chinese Medical Journal(中文名称《中华医学会英文杂志》）总编辑，为办期刊呕心沥血，竭尽全力。马雅各在此期刊刊登55篇论文，《中华医学会英文杂志》后来改为《中华医学杂志》英文版，成为代表中国医学学术水平最高的医学学术的著名期刊。

　　1936年，广州市卫生局正式聘请小马雅各为顾问，正当他准备按其计划开展麻风防治工作之时，却因陈济棠黯然下台而被迫中止。

　　1937年，小马雅各出任中国红十字会总干事，并任国际红十字会中华区执行干事，主持国际红十字会救护工作。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小马雅格任中华医学会驻汉口代表，协助施思明（中国著名外交家，世界卫生组织创始人之一，曾出任联合国医监）在中国和国际为抗日募捐，招聘外籍来华医务人员，组织医务人员救护，开办各种战时医院、诊所，采办、运输、分送药品器材，他积极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并做出了突出贡献。同年，小马雅各获英国皇家授予高级帝国爵士（C、B、E)荣誉称号。

　　1940年，小马雅各因为脚疾返回英国治疗。1944年脚疾好转后的小马雅各又迫不及待地回到魂牵梦萦的中国。



　　1947年，在苏达立院长的诚挚邀请下，小马雅各来到了美丽的杭州西子湖畔，在这里的麻风医院当主任医师。（1869年，英国圣公会在华创建“杭州广济医院”，1887年成立院属的“麻风医院”；1914年又在杭州松木场成立分院。）

　　小马雅各的到来，一举将广济麻风病的治疗水平提高到国际一线水平，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前来就诊。

　　小马雅各每天上午10点准时查看病房，亲自为患者做检查，态度认真，一丝不苟。早在1949-1951年时，他已提倡用当时先进的麻风治疗药物，如大艾松、苯丙硕、氨苯硕，淘汰了大风子油注射疗法，各种类型的麻风病人普遍好转，少数轻症病人治愈，使麻风患者治疗有效率大幅上升。

　　在杭州工作生活的几年光阴中，小马雅各与夫人桑德丝女士经常一道乘坐三轮车到杭州最大的教堂做礼拜，风雨无阻，十分虔诚。人的心灵就像一个钟摆，不断在社交与退缩、喧嚣与宁静、分享与私密之间摇摆。在华漂泊行医50年的小马雅各早已心若止水。

　　1949年12月，在小马雅各的努力筹措下，中国最早、最大的、能容纳400名患者规模的麻风村在浙江落成。从此小马雅各又添了一项新的工作内容，每月到武康上柏麻风村巡诊1次，看望麻风患者，中午和大家一样只是吃几个白面包果腹。先后有68名麻风患者接受治疗的同时，参加生产劳动，从而愉快地生活着，这些都是当时全国最先进的麻风防治办法。小马雅各和善可亲，他与疗养院医生护士及病人关系极为融洽，犹如那盛开在田埂上一大片紫雾缭绕的薰衣草，湿润鲜活，亲切自然。

　　1950年，小马雅各任杭州广济麻风医院医务主任，兼任浙江医学院名誉教授。全国防疫会议决定在浙江新建200张床位的麻风新院，他亲自到上柏察看院址，撰写了关于筹备建院所需的医疗器材、药品计划和关于浙江麻风流行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浙江省卫生厅，积极协助人民政府开展麻风防治事业。

　　1951年，小马雅各任广济医院董事会董事，与苏达立院长将广济医院无偿交给中国政府。生前最后撰写的论文《华东麻风分类》于1953年刊登于《国际麻风杂志》，成为永久的纪念。

　　1951年8月10日，小马雅各患脑型疟疾，医治无效，于杭州广济医院逝世，享年78岁。

　　马雅各病逝时，国内正全面掀起反帝仇外的政治运动，他的学生，也是新一代的医院继任者，将其骨灰罐偷偷藏在新建的住院部走廊过道的一根砖砌柱子里，每天看见这根柱子，便提醒自己要效法老师舍己爱人的精神。无奈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将骨灰罐強行夺去，丢弃在附近山上，沒有留下丝毫标记，因此小马雅各的骨灰现在已经无法找回了。

　　但无论如何，小马雅各的灵魂和骨灰永远溶在他为之服务一生的中国大地上。

　　在小马雅各从台湾转到中国大陆服务的过程中，夫人桑德丝女士也一路跟随，与丈夫在医疗道路上同心同行，无怨无悔。当先生过世之后，桑德丝女士回到英国生活，直到1961年过世，享年9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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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子：中国妇产科奠基人——马士敦

马士敦与永春医院

　　马士敦（Dr. John Praston Maxwell 1871 - 1961）是马雅各的长子，1871年12月5日出生于英国伯明翰。他曾就读于伦敦大学医学院，并获得了妇产学科金奖，而后在圣巴塞洛缪医院（St Bartholomew’s Hospital）担任医师工作。

　　马士敦同父亲马雅各一样，是英国长老会虔诚的基督徒。1898年，作为英国长老会的医疗传教士，马士敦启程前往中国福建。


[size=３]1902年，马士敦医生带领助手和役工在云霄山村巡回看诊的途中

　　在厦门经过一段短暂的中文培训后，马士敦于1899年在福建漳浦源梁医院（今漳浦县医院）担任外科主任，救病足迹遍及漳浦、云霄、平和、诏安等地。医院1901年记录有5500名病人就诊，其中3000多名就是由马士敦及同事上门服务治疗的。

　　1904年，马士敦被派往永春，接替传教士骆约翰（John Cross）医生主掌永春医馆（今永春县医院）。鉴于医馆之简陋，马士敦多方筹措资金，在地方人士及华侨捐助下，在真武殿原址翻建四幢新式洋楼，于1906年竣工，并更名为永春医院（也叫惠世医院永春分院，惠世医院是英国长老会在泉州地区医院的名称）。

　　新医院设有挂号处、候诊室、诊病室、手术室、药剂室、教学室、大讲堂、学生宿舍、男女病房、医生楼及协理楼等，还安装了自来水、显微镜、外科医疗器械及等设施，病床也从最初20张增至100张。同年，马士敦又从英国购进一台直流发电机组，容量10千瓦，用8匹柴油机带动发电，供永春医院照明及放射室使用，从此揭开了泉州有电的历史。

　　除此之外，医院还增加了可能是全福建的第一台X光机，使这座小县城里的医院一跃成为当时中国国内颇具规模的一流现代化医院。


1915年，马士敦因救治前线伤员有功，获授海陆军一等勋章。


1916年永春医院的医科毕业生（后排居中者为马士敦）

　　除了看诊病人外，他还着手培训中国医科学生和助手，多年以后，他在这里所教导的学生们纷纷在各县镇开办了当地的第一家医院。

　　如以上照片，1916年毕业生中，苏加明（1894-1931）是马士敦医生的得意门生，后来成为福建德化的名医，是德化第一所医院的创始人；柳国烈（1894-？），同盟会会员，来自晋江，后来与夫人吴瑞香在泉州鲤城开办国烈医院；何大年，（1894-？）同盟会会员，同太太苏德安（1893-？，毕业于惠世女医院）则创办了永惠妇孺医院（今泉州人民医院前身）；吕毓南（1892-？）是南安人，后来在安海设立了天图诊所。

　　医院从1897年10月开始招收医学生，到1948年12月，除1918-1922年停办了外，共毕业了十五届学生，为中国培育了一批西医人才。其中还有一位被认为是马士敦“高足”的学生黄汉忠，后来在马士敦推荐下还成为英国皇家医学会会员。

　　1919年，马士敦应北京协和医院之聘，北上担任妇科学和产科学教授，终于回到了他最擅长的专业上。



　　北京协和医学院是以美英为主的多国传道会联合创办的，自1917年起得到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大力资助，成为培养中国医学人才的主要摇篮。1921年医学院成立了附属医院协和医院，马士敦在医院内成立了妇产科，并担任科主任。这可能是中国医院中第一个专门的妇产科室。

　　1929年，基于对妇产医学的杰出贡献，马士敦获授成为英国皇家妇产科学院院士。



　　在北京协和任职期间，马士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妇产专业的人才，可谓桃李芬芳。其中包括被称为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的“万婴之母”林巧稚。林巧稚于1921年进入北京协和医学堂就读，1929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在马士敦的坚持下，她受聘为协和医院妇产科大夫，成为该院第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林巧稚传》用了很多文字描写她后来在马士敦指导下的成长，最终成为协和医院妇产科的第一位华人主任的历程。



      林巧稚一生接生的婴儿难以计数，在这千千万万婴儿里面，其中就包括了出生记录上写着 “袁小孩”的，对我国的农业事业起来极大贡献的 “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

　　另外，被称为是中国妇产科病理学奠基人的林崧教授则是1927年考入协和医学院。在所有讲述林崧生平的文章都会提及到马士敦对他学业成长的重大影响。

　　除培养学生、创办协和医院妇产科和看诊病人外，马士敦还在1932年担任中华医学杂志英文部编辑。1935年退休后，他又担任名誉教授，成为协和医学院的三位执行委员之一（余二人为林可胜和吴宪），同时代行政院长职务，并担任了中华医学会的理事。1937年马士敦发起创建了中华妇产科学会，并担任了首任会长。


1937年，马士敦回英国之前，再回到福建旧地告别。图为当时驻泉州的陆军官兵欢送马士敦医生回国纪念的留影。

​　　1937年，马士敦回到英国，用他的专业，继续服务于社会。

　　1961年，马士敦在英国剑桥郡布林克利去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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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之父

　　在行医之余，马雅各系统的设立了传道者速成班，协助宣扬基督教教育。除此之外，马雅各还推行白话字运动与翻译新约圣经。

　　马雅各深切感受到，培育信徒灵命的开始，就是诵读圣经。而在传道过程中，他发现，其时在台湾民间虽然已设有汉学教育的私塾，圣经也已有汉文《和合本》，但台湾的信徒仍然几乎都是文盲，懂汉字的人极少，这对传教士教导信徒诵读圣经产生了很大的困难。

　　在打狗行医传道期间，马雅各探访平埔族人时，一次偶然的机会，曾见到他们拥有十七世纪荷兰据台時代时以罗马字系统书写的契约文书（俗称蕃仔契），这些流传甚久的荷兰拼音的罗马字，给予了马雅各以灵感，他决定以罗马字拼音的台湾话白话字运动，来推行信徒培育，并且着手翻译新约圣经。这些都是他对传教事业极大的贡献。

　　由于马雅各赴台之前，曾在厦门接受以罗马字系统学习方言的训练，于是他与助理等人利用工作之余着手以白话字翻译新约圣经，并教导孩童罗马字，使之能读、能书、能理解罗马字新约圣书及其教理。

　　长年累月的超负荷工作，导致马雅各背患椎病。直至1871年德马太医生来台湾接替马雅各的工作，他才得以短暂的休息。11月，马雅各离开台湾返回英国接受治疗及调养。

　　虽人远在英国，但马雅各却心系台湾这片土地。尽管备受病痛折磨，他仍然继续坚持翻译白话字圣经，终于在1873年监印完成了白话字的第一本新约圣经《 Lán ê Kiù-chú Ia-s¬ Ki-tok ê Sin-iok （咱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新约）》的出版。

　　此后，这本圣经开始在台湾教会中迅速推动，传教士也担负起教育信徒以白话字读经的责任。自此，白话字教育即在普罗大众中以“信徒造就班”的环境下快速展开。

　　1880年，在英国的马雅各捐赠了一台价值不菲的罗马字拼音的小型印刷机，及排字架、铅字等共11箱印刷工具，运送到台湾教会开设的聚珍堂（今之新楼书房），而后由他的后继者巴克礼博士将此印刷机组装使用，使台湾民众开始有文字报刊的阅读。这也是台湾历史上的第一台印刷机。


　　“罗马字圣经”又称“白话字圣经”，后来成为信徒阅读圣经的语言。而“教会罗马字”（或称“教会白话字”）也成为台湾人获得现代知识与教育的重要语言工具。

　　1884年，马雅各自英国返回台南府城继续行医传教。一年之后，因妻子患病，只好带她再回国治疗。

　　1918年1月23日，马雅各失去了与他相随五十年的爱妻，年老的马雅各在丧妻之后越感孤单。

　　1921年3月6日，在爱妻逝世后的第四个年头，马雅各在英国溘然长逝，享寿86岁。四天后，适逢巴克礼博士回国休假，葬礼在巴克礼的主持下，马雅各与爱妻合葬于普莱斯墓园。

马雅各全家福。左二为马雅各（Dr. James Laidlaw Maxwell）；左一为马雅各长子马士敦（Dr. John Praston Maxwell）；左三为马雅各的妻子玛丽；右一为马雅各次子马雅各二世（Dr. James Laidlaw Maxwell, Jr. ）

　　马雅各家族堪称为医学世家。马雅各夫妇育有二子，皆为著名的医学博士，在各自领域的成就皆令世人瞩目。他们自内心遵循父辈的教诲，身体力行，行医治病，救度无数。同时他们皆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在父亲的精神号召下，投身当时落后且千疮百孔的中国，亦行医亦传教，为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西方医学技术，培育了大批中国的医学人才，对于中国医学的发展，居功甚伟。他们与父亲老马雅各一样，对于中国的热爱，贯穿了他们的一生。